二十年前的谭家辉从农门跃入龙门，在村子里乃至左近方圆都是件大事。谭家辉的父亲光是请客就整整用了四天的时间，比村上任何一个富裕人家孩子结婚的场面都大用的时间都多。谭家辉离开村子的时候，村里人一定坚持敲锣打鼓将谭家辉送到县汽车站，还是在谭家辉爷爷一句为人不可太张扬的话制止下才算作罢。
四年的学习可以说是谭家辉最得意也最风光的时刻，还没到放假的时候，老父亲就一封信一封信地问着，好让几个有头面的人物去接，大一大二的时候谭家辉还如实地告诉父亲，几个年龄不一的人像娶媳妇一般把谭家辉从车站用拖拉机接回，这时连支书都会放下手头上的伙计跑到谭家辉的家，看看这位北京来的大学生，问问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而此时的谭家辉总是把自己听到的有意无意地夸大，好像很多事情他都亲自参加过似的，等到下一个学期回来，这其中的一两件事情或多或少地在报纸上广播上说过，村上人对谭家辉就更加敬重了。从第三四年开始，谭家辉对父亲的信则总是推托了，不是学校还没有说，就是临时改期了，反正再没有让村里人到车站上接过，而这时的支书和长辈再到谭家辉家说话时也不再那么随意了，除了敬重之外，更多的是敬畏了，往往是谭家辉一句话两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自己捧着没有一个汉字的书胡乱地翻着。
四年一过，谭家辉没有像村里人想象的那样留在北京至少也是留在省城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市里的一所中学。这让村里人一下子感到愤愤不平了，村上二杆子（半傻）的孩子从高中下来，没费多大的力还到邻村的联中教四年级呢，怎么在北京呆了四年的谭家辉还被下贬了呢，这在村里人看来谭家辉是被连降三级了。其实谭家辉清楚着，大学生活一结束，那个美丽的肥皂泡一定会破的。如其说在大学的一二年级让村里人到车站去接是彰显自己，不如说是自己在欺骗自己，越临近毕业，这种感觉也变得越加真实，他渐渐地回到了现实。
谭家辉最初来到市里，村上的人隔三差五看个病买个大件什么的还来找他。在村里人看来，谭家辉虽然被贬到了市里，但本事还是有的，能量还是大的，就像一个宰相被贬为知府，那也是与别的知府不一样的。因此村上的人到学校找谭家辉时往往会说，我找北京来的谭家辉。弄得被问的人瞪着眼睛看着这些土里土气又极其张狂的年轻或年老的农民。北京来的谭家辉？被问的教师一脸迷惑的样子。看到被问的人吃惊的样子，村上的人往往更得意了，原来城里人的见识未必比村里人多，连从北京来的谭家辉都不知道的，这时村上人便有些和蔼可亲了，农村人才大方呢，不像城里人见到不如自己的人就瞧不起的，道就是××村的谭家辉。被问的人还不知道，他们会又补充一句，××镇的。还不明白，来的人又说，××县的。被问的人这才知道了。哦，教政治的小谭啊，你到二楼去找吧。被问的人转身走了。村里人看不懂了，难道谭家辉犯了比被贬还大的错误，否则怎么没人敢带着自己去找他。村上人才不会气人有笑人无墙倒众人推落井扔棒槌的。来的人找到二楼，推开门大声地喊着家辉叔或家辉侄，弄得整个楼道都听得到。谭家辉这时一定从办公室跑出来，把村子里的人拉到一旁，才会问他们来干什么，最后不用管事办没办成，谭家辉总是把村里人带到附近的小饭店里吃顿饭的，至于那又脏又乱的宿舍，谭家辉是从不让村里人去的，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宿舍还不如村里任何一家人的猪圈，起码猪栏里的土是干的，而且太阳晒过。
渐渐地同事们对谭家辉便不再像对其他人那样以某某县来划分了，而称他是北京来的。后来再有村上人来找，同事们都会笑着说，北京来的，你的乡亲来找。
谭家辉回到老家，现任的支书和主任再不会到自己家里了，父亲倒是说找家辉的的人都说家辉在那里过得挺好的，每次都是到饭店里请他们，大鱼大肉的。谭家辉仔细想想还真没舍得请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吃过鱼肉什么的，心里边对那些找过他的人充满了感激，心想下次他们再来的时候一定找个像样的饭店陪他们坐坐。
现在现在村里人已经很少找谭家辉了，一是条件变了，大情小事的到县上也就解决了，再有就是村上也不再只是谭家辉一个大学生了。有一次回家，父亲略略地替家辉数了一下，就有二十多个各行各业做什么的都有，再用不着把事压倒他一个人身上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村上人是不说的，那就是谭家辉结婚了，结了婚成了家，就不是谭家辉一个人了。乡下人最见不得城里的媳妇，娇滴滴的不干活不说，还嫌这怕那的，村上人不愿去惹这个麻烦，不去找家辉，在家辉媳妇的眼里或许还是个好叔伯或好侄子的，一旦去了，也许叔不是叔侄不是侄了。
其实谭家会的那份豪气大概从进入到学校就没有了，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过上平民的日子，做校长哪怕是中层的愿望都是没有的，不是谭家辉不想做而是自己清楚压根就没有这个本事和能力，因此从分配一开始，他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一副黑边圆形眼镜，再带一只木质三角板或是一本翻译的《古文观止》，但谭家辉只做了一名政治教师。
谭家辉自从结婚有了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房子开始，便体会到过日子是怎么回事。单身时的他是从不去伙房买饭菜的，他觉得那是喂猪的东西。有一次同室的一位同事把刚从伙房里买的馒头扔到了校外，竟然把楼上一户六楼人家的玻璃打碎，这家人拿着馒头找到了校长，校长一猜就是这几个单身干的，长篇大论的给他们讲了一通道理，无非都是农民的儿子，家里的父母连馒头也不能顿顿吃，身为国家干部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谭家辉那时刚从外面吃完粽子回来，问校长怎么回事。校长知道谭家辉从来不在学校吃饭，就拿着馒头开玩笑地问，小谭，馒头是不是你扔的？谭家辉道，那家人一定是搞错了，这是馒头吗？这是狗食，咱的伙房里卖狗食吗？谭家辉问几个同事。几个同事异口同声，人饭还做不好呢，怎么会做狗食！校长的脸被憋得通红通红，拿着馒头走了。
谭家辉是在冬天结的婚，自然首先要解决取暖的问题，等到把两人的的户口合在一起办完粮本什么的，拿到煤本的时候，煤票已经过期了，就是说本年度的煤票只能留到下年度去用了。谭家辉只好找遍所有的同事，看有没有单位分福利煤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分煤的，像做贼一样偷运回来，算是解决了过冬的问题，接下来自己单位分葱分白菜之类的，谭家辉倒不用考虑冬天吃菜的问题了，但这些菜的存放又成了问题，谭家辉和另一个同事共用一个院子，一家一户的厨房把院子挤得只能过一辆自行车。想来想去只好借个梯子把白菜大葱放在屋顶，又惹得学校的工会主席专门来跟他探讨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这期间最大的问题还是肉票的问题了，早谭家辉一年结婚的是有肉票的，猪肉是一块零四分一斤，谭家辉没有肉票，便不能到肉食店买肉，自由市场上的肉质量好坏不说，关键是斤量不足还太贵，一斤是三块七。为这事他专门找了校长，校长让他去找学校的伙房，伙房让他找肉食店，几张肉票把谭家辉搞得不知东西，谭家辉算过，没有肉票他的工资勉勉强强够买二十斤猪肉的，从小贩手里换到自己手里，碰到个良心好的，也就是十八九斤，要是黑良心的，十七斤就算多的，买不起肉可以不吃，和尚也有活到一百多岁的，屠户也有早死的，谭家辉每每想到肉票就会这样劝自己，不过直到肉票取消谭家辉也没有吃到按国家规定的一月二斤半肉。
随着煤票油票粮票等一系列福利的取消直至医药费的停止报销，谭家辉才发现一切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村上到市里来打工的越来越多，有几个已经做得不错，时不时地给他打上个电话，家辉过来下吧，咱村谁谁来了。谭家辉便骑上自己的破自行车吱嘎吱嘎地去了，说几句不咸不淡张三李四的闲话，又骑着破车子吱嘎吱嘎回来，此刻他的感觉和打工没什么两样的，他会有一种突然的怪想法，自己不上大学该会是咋样的。最近这几年谭家辉也试着打过几次出租，有些是因为路程实在太远，有些则是因为对方过得不错，酒场结束之后对方总会把剩下的烟酒之类的让谭家辉带着。拿上拿上，我又用不着，或是我开车送你吧。每到这时谭家辉心里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虽说对方完全是出自真心的，但谭家辉还是觉得不太舒服的，所以干脆打的算了。真要因为这个对谭家辉来说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是变了。因为谭家辉这人一向比较豁达，又很看得开的，知道人在这个社会上原本就像动物一样分不同层次的，如果你明明是一只麻雀，却非要追求老鹰的生活，自讨苦不说还会太累，况且麻雀最多也就是成为一只小些的山雀，而且在山雀中也是最小的，他不会追求这个。
随着谭家辉工龄的延长，工资也日益增多，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变了，先是现有的住房要参加房改，后是干部制改为合同制，这一切都让谭家辉失去了着落，好像谁都靠不住了，他不能不为自己的日后打算了。房子要买，谭家辉已经错过第三次机会了，最初谭家辉还觉得租房要比买房便宜的多，一套八十平米的房子，一年算下来不过才四百多元的房租，买一套房子一平米要一百二十元，扣除乱七八糟的优惠和补贴也要两万多，把这些钱存到银行单是利息的一半就够了，最后手里还有两万多元的现金；第二次房改每平米到了二百六，一套房子折算下来也差不多四万了，虽然房租上调了，但四万块钱的利息用来交房租还是富裕的，重要的是以谭家辉的判断还是买不起房的人多，过一段时间国家的政策也许会调整的。然而到了第三次，房价一下涨到了八百六一平米，这时谭家辉就是有心也无力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恐怕也就算了，问题是到了二零零零年不行了，国家明确规定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而且只给予一次性补贴。谭家辉将自己的工龄一折算，最后只拿到八千二百多，而此时的房价已到一千二一平米了，谭家辉用接近九万元买了一套九八年不到四万或者是九六年不到两万元的房子，回过头来一算，九六年他差六千元，九八年他差一万四，到了世纪之交他反倒差五万多元了。如果说九六年他要是有四万的话他能买两套房子，现在连半套房子都买不到了，账谭家辉算得很清楚也很实在，但最实在的是房子他必须要买，不然学校就要收回房子，这不是学校的规定找校长也没用，这是本市的房改政策，住房商品化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宣传资料上是这样说的，纽约伦敦的住宅百分之九十九（现在谭家辉知道那资料是有误的）都是个人的，只有乞丐才住廉租房的，谭家辉这样的人不是乞丐，自然住不的廉租房。既然房子必须要买，那买房的钱必须是要有的，而谭家辉和妻子家可以提供给谭家辉的钱满七满八地算上连个厕所也买不着，再说谭家辉也无法张口的，自己上班以来好像没给自己的父母和岳父岳母买过什么大件的，最多不过一斤茶叶两瓶酒的，用这些东西去换一间甚至是半间房子，谭家辉觉得连想想都是罪过。
问题只有谭家辉自己解决，找同事找同学，可惜能够借到的也是买个西瓜打点酱油什么的，因为房改政策几乎是在全国统一的，加上谭家辉比较要好的同学都是自己读师范时认识的，结果他自己都是猜到的。有几个高中时的同学倒是比较有钱的，一是从未联系过，二是他们的钱是用来生钱的，借个三天五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谭家辉一开口，对方多是爽快地说：没问题，多少？十万还是二十万？谭家辉往往认为事情成了，高兴地回答，用不了那么多，有个三万四万的就够了。多少时间？谭家辉尽量往少了说，三年吧。对方沉默了。要不两万也行的，谭家辉赶紧落价。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关键是我还有批货急等着上呢，三天两天甚至是十天半个月的，大不了生意我不做了，也会借给你的，可时间一长就不好说了，现在的人都是白眼狼，你拖他一天都不行的，要不？谭家辉这时总是说，谢谢，打扰了。对方也总会热情地说，有什么事今后尽管说，别不好意思的，这次小弟实在帮不上忙，要不缓两天再说，买房可是个大事，可千万不要耽搁了。这期间的谭家辉多半会垂头丧气的，因为他每打一个电话往往就少了一份希望，看看自己能联系的人不多了，这希望也差不多灭绝了。
房子的购买期一天天近了，谭家辉的脾气也一天天见大，为不得一点事就和妻子吵起来，事后想想都是无名之火，都是钱闹的。这些有时让谭家辉觉得自己很窝囊的，自己工作了这些年，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的，他突然意识到了游牧民族为什么所有的歌曲都有一种忧伤的感觉，一定也是房子闹的，居无定所的日子谁都不好过的，北京猿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山洞呢，自己连个山洞都没有的，想到这里谭家辉的眼泪簌簌地落下，惹得自己的女儿搂着他的肩膀不敢说一句话，女儿也在一夜之间乖巧了很多，谭家辉一度害怕自己的眼泪把女儿伤害了。随着购房期的日日临近，谭家辉发现和自己这种情况一样的还有很多，他们聚集在一起，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联名写信交给了校长，没想到校长的办法比他们的简单得多，校长一句话由学校出面担保，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虽然谭家辉交了几百块钱的担保费，房产证还在学校押着，但房子总归是属于自己的了，谭家辉想想这和租房子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把房租交给银行罢了。
谭家辉一不注意竟发现为买房的事拖了两年多，两年的时间女儿也到上学的年龄了，谭家辉此刻深刻地理解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回头看看那些贷款买房的，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城市里的人并不多，他们俩家一凑也就够了，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在九六年就已经买了，只有极少数是没有认清房改政策和谭家辉他们一起买的。谭家辉决定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实验小学，找了一个在市实验小学教学的同学。同学一句话，好说，咱自己在教育上，不能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再求亲拜友的，你让她来吧，其余的工作我做。等到开学的那一天，谭家辉带着自己的女儿高高兴兴地去了，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天的假。同学早早地在门口等他，见了谭家辉把他带到没人的一边，低声地说，你先让孩子到班里坐下，她班主任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说的。谭家辉依着同学的话令女儿到了一 、（八）班，见女儿的女班主任格外的和颜悦色，觉得自己的同学真是不错，因为自己的女儿十分胆小，跟着这样的班主任应该还是对自己的女儿有好处的。这位家长，你填一下表格吧。班主任笑着递给谭家辉一张表格，看着谭家辉一项一项地填着，等填家庭住址一栏时班主任问，谭聪家长，把单据放在这儿吧。什么单据？谭家辉问。借读费的单据，班主任依旧笑着。借读费，没说交的啊？谭家辉愣了，同学没有对他说过的。那是谁介绍过来的？班主任不知谭家辉到底是谁介绍来的，除了片内的百十多个学生，实验小学的家长个个都是有能量的，谭聪的班主任知道这些，在不明真相前是不能得罪任何一位家长的。女班主任道，对不起，我不能安排，这样好不好，你先把孩子带回家，我问一下，你也问一下自己的同学。谭家辉有些吃不住了，老师能不能先让谭聪同学坐下，我马上去找他。实在对不起，我们的班额是固定的，就是四十五名同学，我只照着单据接收学生的。谭家辉不敢和班主任再说，孩子要跟她六年呢，万一哪句话把班主任给得罪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谭家辉赶紧把正在抹泪的女儿从教室里领出来，去找自己的同学。
没交费？同学大吃一惊。抓紧交，再不交恐怕来不及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呢，我还以为你早交了呢。同学抓起电话：吴校长，一、（八）班的谭聪同学，家里有点意外，今天一定把钱交上的。同学一直在和校长解释着，大概是校长保证了，他才把电话放下。你啊你啊，真是的，你以为实验小学是这么好进的，为了咱孩子我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校长才答应的，你倒好，什么事也没了，片外的要进实验小学缴费不说，还要参加考试的，你以为拿钱就来了？抓紧拿钱去吧。
谭家辉一听这话，赶紧跑到自己学校财务科借了九千元钱回来交上，自己的女儿才有一个座，不过已经是最后一排了。等回来和自己的同事一说，同事笑话道，没见你这么当爸的，要到实验小学，在四月份就要报名的，七月份还要参加考试的，不过你的同学本事还真大，明年我的孩子上学，你帮我找找他，要不咱改天请请他吧。谭家辉这时才明白当初同学说的话，也从心里感激这位同学，虽然挨了同学的数落，到这时他才知道原来选学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自己上学时可是老师亲自到家里叫的。当谭家辉把这事告诉妻子时，妻子不干了，“当”的一声把碗筷一放，赌气不吃了。不是说的好好的，你同学办吗，早知这样还不如到片内的去呢，你我不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哪点比他们差了？谭家辉本来就为到财务上借钱的事烦着呢，一听这话气更大了，怨自己也就罢了，怎么能连好心为孩子上学的同学也说了，他拾起碗筷啪地扔到地上，你他妈的说什么呢。妻子听了这话，收拾了几件衣服，摔门走了。
日子是三个人的，妻子当晚就回来了，谭家辉也不说话，任妻子一个人忙活，想想自己够操心的了，妻子竟然这样对，谭家辉感到伤心透了。睡觉时妻子从口袋里摸出两千块钱交给谭家辉。借谁的，先还给人家些，妻子道。哪的？谭家辉问。还能是哪的，问我弟借的。还给他吧，他手头上也用的着，我从学校里借的。妻子道，从学校里借的也是借的。让他们从我的工资里扣好了，谭家辉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到这个主意了，大不了再找一下校长，反正自己也习惯了。
学校终于答应在十个月内扣完谭家辉的借款，原本说是一个月要扣一千的，对只有一千五百元块钱工资的谭家辉来说，银行的利息就无法保证了，学校对谭家辉还是非常人道的，，至于说谭家辉的生活怎么过，那学校就管不着了，总不能让学校养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吧，再说学校已经帮谭家辉度过两个最大的难关了，要是事事都像谭家辉那样，学校岂不成了福利院了？
每到十五号发工资的日子，谭家辉都会拿着那张只有数字的工资单看着，他在看到底有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虽然谁都没有从他的口袋里掏过，但到自己的手里只有零头了。谭家辉把去年支出的费用大致想了一下，
水电费：1864。7元；
房贷利息：6377。68元；
物业管理费：394。4元；
煤气费：879。2元（调价后折算价格）；
电视费：312元；
取暖费：2187。2元；
总计。18元。
这些固定支出以谭家辉一月一千五百元的工资来说整整需要八个月，生活的节奏从不允许谭家辉休息片刻，就在谭家辉算清了自己的收入，认为一切将在沉重而缓慢的时间中慢慢度过时，学校的改革又开始了。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学校在做哪方面的改革时，一张聘用合同就放在了他的桌上，一年一签的，这意味着谭家辉多年来所认为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被推倒了。他彻底地成为打工一族了，和从自己村子里直接出来的没有什么两样了，不过谭家辉自认为在他的背后还有一道篱笆和村里人隔着，那就是他很快就干满二十五年了，那时依据《劳动法》只要他不提出辞职，学校是不能随意将他解聘的。不过这些都很难说，二十几年了变化大着呢，哪一件事是他自己看的清楚的，好像没有。
谭家辉相信一句话：太阳是最公正的，它不可能永远只照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些年了，阳光该照到自己身上了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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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学习可以说是谭家辉最得意也最风光的时刻，还没到放假的时候，老父亲就一封信一封信地问着，好让几个有头面的人物去接，大一大二的时候谭家辉还如实地告诉父亲，几个年龄不一的人像娶媳妇一般把谭家辉从车站用拖拉机接回，这时连支书都会放下手头上的伙计跑到谭家辉的家，看看这位北京来的大学生，问问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而此时的谭家辉总是把自己听到的有意无意地夸大，好像很多事情他都亲自参加过似的，等到下一个学期回来，这其中的一两件事情或多或少地在报纸上广播上说过，村上人对谭家辉就更加敬重了。从第三四年开始，谭家辉对父亲的信则总是推托了，不是学校还没有说，就是临时改期了，反正再没有让村里人到车站上接过，而这时的支书和长辈再到谭家辉家说话时也不再那么随意了，除了敬重之外，更多的是敬畏了，往往是谭家辉一句话两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自己捧着没有一个汉字的书胡乱地翻着。
四年一过，谭家辉没有像村里人想象的那样留在北京至少也是留在省城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市里的一所中学。这让村里人一下子感到愤愤不平了，村上二杆子（半傻）的孩子从高中下来，没费多大的力还到邻村的联中教四年级呢，怎么在北京呆了四年的谭家辉还被下贬了呢，这在村里人看来谭家辉是被连降三级了。其实谭家辉清楚着，大学生活一结束，那个美丽的肥皂泡一定会破的。如其说在大学的一二年级让村里人到车站去接是彰显自己，不如说是自己在欺骗自己，越临近毕业，这种感觉也变得越加真实，他渐渐地回到了现实。
谭家辉最初来到市里，村上的人隔三差五看个病买个大件什么的还来找他。在村里人看来，谭家辉虽然被贬到了市里，但本事还是有的，能量还是大的，就像一个宰相被贬为知府，那也是与别的知府不一样的。因此村上的人到学校找谭家辉时往往会说，我找北京来的谭家辉。弄得被问的人瞪着眼睛看着这些土里土气又极其张狂的年轻或年老的农民。北京来的谭家辉？被问的教师一脸迷惑的样子。看到被问的人吃惊的样子，村上的人往往更得意了，原来城里人的见识未必比村里人多，连从北京来的谭家辉都不知道的，这时村上人便有些和蔼可亲了，农村人才大方呢，不像城里人见到不如自己的人就瞧不起的，道就是××村的谭家辉。被问的人还不知道，他们会又补充一句，××镇的。还不明白，来的人又说，××县的。被问的人这才知道了。哦，教政治的小谭啊，你到二楼去找吧。被问的人转身走了。村里人看不懂了，难道谭家辉犯了比被贬还大的错误，否则怎么没人敢带着自己去找他。村上人才不会气人有笑人无墙倒众人推落井扔棒槌的。来的人找到二楼，推开门大声地喊着家辉叔或家辉侄，弄得整个楼道都听得到。谭家辉这时一定从办公室跑出来，把村子里的人拉到一旁，才会问他们来干什么，最后不用管事办没办成，谭家辉总是把村里人带到附近的小饭店里吃顿饭的，至于那又脏又乱的宿舍，谭家辉是从不让村里人去的，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宿舍还不如村里任何一家人的猪圈，起码猪栏里的土是干的，而且太阳晒过。
渐渐地同事们对谭家辉便不再像对其他人那样以某某县来划分了，而称他是北京来的。后来再有村上人来找，同事们都会笑着说，北京来的，你的乡亲来找。
谭家辉回到老家，现任的支书和主任再不会到自己家里了，父亲倒是说找家辉的的人都说家辉在那里过得挺好的，每次都是到饭店里请他们，大鱼大肉的。谭家辉仔细想想还真没舍得请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吃过鱼肉什么的，心里边对那些找过他的人充满了感激，心想下次他们再来的时候一定找个像样的饭店陪他们坐坐。
现在现在村里人已经很少找谭家辉了，一是条件变了，大情小事的到县上也就解决了，再有就是村上也不再只是谭家辉一个大学生了。有一次回家，父亲略略地替家辉数了一下，就有二十多个各行各业做什么的都有，再用不着把事压倒他一个人身上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村上人是不说的，那就是谭家辉结婚了，结了婚成了家，就不是谭家辉一个人了。乡下人最见不得城里的媳妇，娇滴滴的不干活不说，还嫌这怕那的，村上人不愿去惹这个麻烦，不去找家辉，在家辉媳妇的眼里或许还是个好叔伯或好侄子的，一旦去了，也许叔不是叔侄不是侄了。
其实谭家会的那份豪气大概从进入到学校就没有了，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过上平民的日子，做校长哪怕是中层的愿望都是没有的，不是谭家辉不想做而是自己清楚压根就没有这个本事和能力，因此从分配一开始，他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一副黑边圆形眼镜，再带一只木质三角板或是一本翻译的《古文观止》，但谭家辉只做了一名政治教师。
谭家辉自从结婚有了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房子开始，便体会到过日子是怎么回事。单身时的他是从不去伙房买饭菜的，他觉得那是喂猪的东西。有一次同室的一位同事把刚从伙房里买的馒头扔到了校外，竟然把楼上一户六楼人家的玻璃打碎，这家人拿着馒头找到了校长，校长一猜就是这几个单身干的，长篇大论的给他们讲了一通道理，无非都是农民的儿子，家里的父母连馒头也不能顿顿吃，身为国家干部怎么能做这样的事。谭家辉那时刚从外面吃完粽子回来，问校长怎么回事。校长知道谭家辉从来不在学校吃饭，就拿着馒头开玩笑地问，小谭，馒头是不是你扔的？谭家辉道，那家人一定是搞错了，这是馒头吗？这是狗食，咱的伙房里卖狗食吗？谭家辉问几个同事。几个同事异口同声，人饭还做不好呢，怎么会做狗食！校长的脸被憋得通红通红，拿着馒头走了。
谭家辉是在冬天结的婚，自然首先要解决取暖的问题，等到把两人的的户口合在一起办完粮本什么的，拿到煤本的时候，煤票已经过期了，就是说本年度的煤票只能留到下年度去用了。谭家辉只好找遍所有的同事，看有没有单位分福利煤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分煤的，像做贼一样偷运回来，算是解决了过冬的问题，接下来自己单位分葱分白菜之类的，谭家辉倒不用考虑冬天吃菜的问题了，但这些菜的存放又成了问题，谭家辉和另一个同事共用一个院子，一家一户的厨房把院子挤得只能过一辆自行车。想来想去只好借个梯子把白菜大葱放在屋顶，又惹得学校的工会主席专门来跟他探讨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这期间最大的问题还是肉票的问题了，早谭家辉一年结婚的是有肉票的，猪肉是一块零四分一斤，谭家辉没有肉票，便不能到肉食店买肉，自由市场上的肉质量好坏不说，关键是斤量不足还太贵，一斤是三块七。为这事他专门找了校长，校长让他去找学校的伙房，伙房让他找肉食店，几张肉票把谭家辉搞得不知东西，谭家辉算过，没有肉票他的工资勉勉强强够买二十斤猪肉的，从小贩手里换到自己手里，碰到个良心好的，也就是十八九斤，要是黑良心的，十七斤就算多的，买不起肉可以不吃，和尚也有活到一百多岁的，屠户也有早死的，谭家辉每每想到肉票就会这样劝自己，不过直到肉票取消谭家辉也没有吃到按国家规定的一月二斤半肉。
随着煤票油票粮票等一系列福利的取消直至医药费的停止报销，谭家辉才发现一切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村上到市里来打工的越来越多，有几个已经做得不错，时不时地给他打上个电话，家辉过来下吧，咱村谁谁来了。谭家辉便骑上自己的破自行车吱嘎吱嘎地去了，说几句不咸不淡张三李四的闲话，又骑着破车子吱嘎吱嘎回来，此刻他的感觉和打工没什么两样的，他会有一种突然的怪想法，自己不上大学该会是咋样的。最近这几年谭家辉也试着打过几次出租，有些是因为路程实在太远，有些则是因为对方过得不错，酒场结束之后对方总会把剩下的烟酒之类的让谭家辉带着。拿上拿上，我又用不着，或是我开车送你吧。每到这时谭家辉心里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虽说对方完全是出自真心的，但谭家辉还是觉得不太舒服的，所以干脆打的算了。真要因为这个对谭家辉来说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是变了。因为谭家辉这人一向比较豁达，又很看得开的，知道人在这个社会上原本就像动物一样分不同层次的，如果你明明是一只麻雀，却非要追求老鹰的生活，自讨苦不说还会太累，况且麻雀最多也就是成为一只小些的山雀，而且在山雀中也是最小的，他不会追求这个。
随着谭家辉工龄的延长，工资也日益增多，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变了，先是现有的住房要参加房改，后是干部制改为合同制，这一切都让谭家辉失去了着落，好像谁都靠不住了，他不能不为自己的日后打算了。房子要买，谭家辉已经错过第三次机会了，最初谭家辉还觉得租房要比买房便宜的多，一套八十平米的房子，一年算下来不过才四百多元的房租，买一套房子一平米要一百二十元，扣除乱七八糟的优惠和补贴也要两万多，把这些钱存到银行单是利息的一半就够了，最后手里还有两万多元的现金；第二次房改每平米到了二百六，一套房子折算下来也差不多四万了，虽然房租上调了，但四万块钱的利息用来交房租还是富裕的，重要的是以谭家辉的判断还是买不起房的人多，过一段时间国家的政策也许会调整的。然而到了第三次，房价一下涨到了八百六一平米，这时谭家辉就是有心也无力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恐怕也就算了，问题是到了二零零零年不行了，国家明确规定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而且只给予一次性补贴。谭家辉将自己的工龄一折算，最后只拿到八千二百多，而此时的房价已到一千二一平米了，谭家辉用接近九万元买了一套九八年不到四万或者是九六年不到两万元的房子，回过头来一算，九六年他差六千元，九八年他差一万四，到了世纪之交他反倒差五万多元了。如果说九六年他要是有四万的话他能买两套房子，现在连半套房子都买不到了，账谭家辉算得很清楚也很实在，但最实在的是房子他必须要买，不然学校就要收回房子，这不是学校的规定找校长也没用，这是本市的房改政策，住房商品化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宣传资料上是这样说的，纽约伦敦的住宅百分之九十九（现在谭家辉知道那资料是有误的）都是个人的，只有乞丐才住廉租房的，谭家辉这样的人不是乞丐，自然住不的廉租房。既然房子必须要买，那买房的钱必须是要有的，而谭家辉和妻子家可以提供给谭家辉的钱满七满八地算上连个厕所也买不着，再说谭家辉也无法张口的，自己上班以来好像没给自己的父母和岳父岳母买过什么大件的，最多不过一斤茶叶两瓶酒的，用这些东西去换一间甚至是半间房子，谭家辉觉得连想想都是罪过。
问题只有谭家辉自己解决，找同事找同学，可惜能够借到的也是买个西瓜打点酱油什么的，因为房改政策几乎是在全国统一的，加上谭家辉比较要好的同学都是自己读师范时认识的，结果他自己都是猜到的。有几个高中时的同学倒是比较有钱的，一是从未联系过，二是他们的钱是用来生钱的，借个三天五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谭家辉一开口，对方多是爽快地说：没问题，多少？十万还是二十万？谭家辉往往认为事情成了，高兴地回答，用不了那么多，有个三万四万的就够了。多少时间？谭家辉尽量往少了说，三年吧。对方沉默了。要不两万也行的，谭家辉赶紧落价。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关键是我还有批货急等着上呢，三天两天甚至是十天半个月的，大不了生意我不做了，也会借给你的，可时间一长就不好说了，现在的人都是白眼狼，你拖他一天都不行的，要不？谭家辉这时总是说，谢谢，打扰了。对方也总会热情地说，有什么事今后尽管说，别不好意思的，这次小弟实在帮不上忙，要不缓两天再说，买房可是个大事，可千万不要耽搁了。这期间的谭家辉多半会垂头丧气的，因为他每打一个电话往往就少了一份希望，看看自己能联系的人不多了，这希望也差不多灭绝了。
房子的购买期一天天近了，谭家辉的脾气也一天天见大，为不得一点事就和妻子吵起来，事后想想都是无名之火，都是钱闹的。这些有时让谭家辉觉得自己很窝囊的，自己工作了这些年，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的，他突然意识到了游牧民族为什么所有的歌曲都有一种忧伤的感觉，一定也是房子闹的，居无定所的日子谁都不好过的，北京猿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山洞呢，自己连个山洞都没有的，想到这里谭家辉的眼泪簌簌地落下，惹得自己的女儿搂着他的肩膀不敢说一句话，女儿也在一夜之间乖巧了很多，谭家辉一度害怕自己的眼泪把女儿伤害了。随着购房期的日日临近，谭家辉发现和自己这种情况一样的还有很多，他们聚集在一起，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联名写信交给了校长，没想到校长的办法比他们的简单得多，校长一句话由学校出面担保，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虽然谭家辉交了几百块钱的担保费，房产证还在学校押着，但房子总归是属于自己的了，谭家辉想想这和租房子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把房租交给银行罢了。
谭家辉一不注意竟发现为买房的事拖了两年多，两年的时间女儿也到上学的年龄了，谭家辉此刻深刻地理解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回头看看那些贷款买房的，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城市里的人并不多，他们俩家一凑也就够了，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在九六年就已经买了，只有极少数是没有认清房改政策和谭家辉他们一起买的。谭家辉决定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实验小学，找了一个在市实验小学教学的同学。同学一句话，好说，咱自己在教育上，不能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再求亲拜友的，你让她来吧，其余的工作我做。等到开学的那一天，谭家辉带着自己的女儿高高兴兴地去了，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天的假。同学早早地在门口等他，见了谭家辉把他带到没人的一边，低声地说，你先让孩子到班里坐下，她班主任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说的。谭家辉依着同学的话令女儿到了一 、（八）班，见女儿的女班主任格外的和颜悦色，觉得自己的同学真是不错，因为自己的女儿十分胆小，跟着这样的班主任应该还是对自己的女儿有好处的。这位家长，你填一下表格吧。班主任笑着递给谭家辉一张表格，看着谭家辉一项一项地填着，等填家庭住址一栏时班主任问，谭聪家长，把单据放在这儿吧。什么单据？谭家辉问。借读费的单据，班主任依旧笑着。借读费，没说交的啊？谭家辉愣了，同学没有对他说过的。那是谁介绍过来的？班主任不知谭家辉到底是谁介绍来的，除了片内的百十多个学生，实验小学的家长个个都是有能量的，谭聪的班主任知道这些，在不明真相前是不能得罪任何一位家长的。女班主任道，对不起，我不能安排，这样好不好，你先把孩子带回家，我问一下，你也问一下自己的同学。谭家辉有些吃不住了，老师能不能先让谭聪同学坐下，我马上去找他。实在对不起，我们的班额是固定的，就是四十五名同学，我只照着单据接收学生的。谭家辉不敢和班主任再说，孩子要跟她六年呢，万一哪句话把班主任给得罪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谭家辉赶紧把正在抹泪的女儿从教室里领出来，去找自己的同学。
没交费？同学大吃一惊。抓紧交，再不交恐怕来不及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呢，我还以为你早交了呢。同学抓起电话：吴校长，一、（八）班的谭聪同学，家里有点意外，今天一定把钱交上的。同学一直在和校长解释着，大概是校长保证了，他才把电话放下。你啊你啊，真是的，你以为实验小学是这么好进的，为了咱孩子我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校长才答应的，你倒好，什么事也没了，片外的要进实验小学缴费不说，还要参加考试的，你以为拿钱就来了？抓紧拿钱去吧。
谭家辉一听这话，赶紧跑到自己学校财务科借了九千元钱回来交上，自己的女儿才有一个座，不过已经是最后一排了。等回来和自己的同事一说，同事笑话道，没见你这么当爸的，要到实验小学，在四月份就要报名的，七月份还要参加考试的，不过你的同学本事还真大，明年我的孩子上学，你帮我找找他，要不咱改天请请他吧。谭家辉这时才明白当初同学说的话，也从心里感激这位同学，虽然挨了同学的数落，到这时他才知道原来选学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自己上学时可是老师亲自到家里叫的。当谭家辉把这事告诉妻子时，妻子不干了，“当”的一声把碗筷一放，赌气不吃了。不是说的好好的，你同学办吗，早知这样还不如到片内的去呢，你我不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哪点比他们差了？谭家辉本来就为到财务上借钱的事烦着呢，一听这话气更大了，怨自己也就罢了，怎么能连好心为孩子上学的同学也说了，他拾起碗筷啪地扔到地上，你他妈的说什么呢。妻子听了这话，收拾了几件衣服，摔门走了。
日子是三个人的，妻子当晚就回来了，谭家辉也不说话，任妻子一个人忙活，想想自己够操心的了，妻子竟然这样对，谭家辉感到伤心透了。睡觉时妻子从口袋里摸出两千块钱交给谭家辉。借谁的，先还给人家些，妻子道。哪的？谭家辉问。还能是哪的，问我弟借的。还给他吧，他手头上也用的着，我从学校里借的。妻子道，从学校里借的也是借的。让他们从我的工资里扣好了，谭家辉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到这个主意了，大不了再找一下校长，反正自己也习惯了。
学校终于答应在十个月内扣完谭家辉的借款，原本说是一个月要扣一千的，对只有一千五百元块钱工资的谭家辉来说，银行的利息就无法保证了，学校对谭家辉还是非常人道的，，至于说谭家辉的生活怎么过，那学校就管不着了，总不能让学校养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吧，再说学校已经帮谭家辉度过两个最大的难关了，要是事事都像谭家辉那样，学校岂不成了福利院了？
每到十五号发工资的日子，谭家辉都会拿着那张只有数字的工资单看着，他在看到底有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虽然谁都没有从他的口袋里掏过，但到自己的手里只有零头了。谭家辉把去年支出的费用大致想了一下，
水电费：1864。7元；
房贷利息：6377。68元；
物业管理费：394。4元；
煤气费：879。2元（调价后折算价格）；
电视费：312元；
取暖费：2187。2元；
总计。18元。
这些固定支出以谭家辉一月一千五百元的工资来说整整需要八个月，生活的节奏从不允许谭家辉休息片刻，就在谭家辉算清了自己的收入，认为一切将在沉重而缓慢的时间中慢慢度过时，学校的改革又开始了。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学校在做哪方面的改革时，一张聘用合同就放在了他的桌上，一年一签的，这意味着谭家辉多年来所认为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被推倒了。他彻底地成为打工一族了，和从自己村子里直接出来的没有什么两样了，不过谭家辉自认为在他的背后还有一道篱笆和村里人隔着，那就是他很快就干满二十五年了，那时依据《劳动法》只要他不提出辞职，学校是不能随意将他解聘的。不过这些都很难说，二十几年了变化大着呢，哪一件事是他自己看的清楚的，好像没有。
谭家辉相信一句话：太阳是最公正的，它不可能永远只照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些年了，阳光该照到自己身上了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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