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抵挡不住国民党新军阀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而此时，原来张作霖的后台日本却对他日益不满，原因是日本帮助张作霖消灭了对手，可张作霖却不愿满足日本在东北得到的权益。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dong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 为逼张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拒绝其请”。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并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答应。
不仅如此，他又向张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离京。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张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不治身亡，享年53岁。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张作霖兵败退回东北前，胡明华知道这位“东北王”不日即将被日本人炸死，只是胡明华远在云南鞭长莫及，由于张大帅无任何交集，胡明华真倒是束手无策。
对于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其能够又一个“胡子”坐到“东北王”的位置，便可见其能力非凡。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案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世代相传，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释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张作霖出身普通百姓家庭，仅仅在私塾学有一点点知识基础，再加上后来一生的戎马军事生涯，更少能接触书本文化。然而张作霖却非常地重视教育，能为教育事业拨钱出力。1922年与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1923年4月，东北大学成立。这所大学在当时师资水平极高，像章士钊、黄侃等着名学者曾教书于此。故此可以看出，张作霖是颇有远见和头脑的一位人物。
总之，胡明华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是持有极大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死后，在东北再也无人可以抵抗日本人图谋东北的野心，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跟张学良无乃父之风不无关系。胡明华不由忆起前世魏鑫作的诗《张作霖》：
书尽千行字，难言东北王。命舛初为匪，因势显于邦。
挥戈定蒙患，移民实北疆。惜权不惜财，驭众有良方。
入关取九鼎，战火殃万姓。讨赤使名恶，敌蒋失荆襄。
身居多事地，日俄皆虎狼。难料皇姑变，死生多悲凉。
白山笙瑟少，黑水恩怨长。安国御外辱，为问谁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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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dong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 为逼张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拒绝其请”。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并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答应。
不仅如此，他又向张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离京。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张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不治身亡，享年53岁。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张作霖兵败退回东北前，胡明华知道这位“东北王”不日即将被日本人炸死，只是胡明华远在云南鞭长莫及，由于张大帅无任何交集，胡明华真倒是束手无策。
对于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其能够又一个“胡子”坐到“东北王”的位置，便可见其能力非凡。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案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世代相传，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释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张作霖出身普通百姓家庭，仅仅在私塾学有一点点知识基础，再加上后来一生的戎马军事生涯，更少能接触书本文化。然而张作霖却非常地重视教育，能为教育事业拨钱出力。1922年与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1923年4月，东北大学成立。这所大学在当时师资水平极高，像章士钊、黄侃等着名学者曾教书于此。故此可以看出，张作霖是颇有远见和头脑的一位人物。
总之，胡明华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是持有极大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死后，在东北再也无人可以抵抗日本人图谋东北的野心，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跟张学良无乃父之风不无关系。胡明华不由忆起前世魏鑫作的诗《张作霖》：
书尽千行字，难言东北王。命舛初为匪，因势显于邦。
挥戈定蒙患，移民实北疆。惜权不惜财，驭众有良方。
入关取九鼎，战火殃万姓。讨赤使名恶，敌蒋失荆襄。
身居多事地，日俄皆虎狼。难料皇姑变，死生多悲凉。
白山笙瑟少，黑水恩怨长。安国御外辱，为问谁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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