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着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建立时与天津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正因为如此，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称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清朝末年，清王朝为挽救垂亡的封建统治地位，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始效仿西方，建立新式陆军，兴办军事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始建于1907年，1909年正式开学。原武备学堂总办高尔登任总办（校长），李根源任监督（教育长），学生分甲、乙、丙三班，设步、骑、炮、工4个兵科。甲班学生来源于清朝新军驻滇部队19镇的营、连、排级军官，要求除毕业于日本人军官学校及军官学堂外，均需入堂受训；乙班学生从巡防营的营、连、排级军官中抽调有一定文化者进行；丙班学生招收16-22岁的普通中学毕业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至1927年为止，共招收学生近4000人。
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经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高尔登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在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中，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培养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团结云南革命力量的核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云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蔡锷、李根源等几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10月30日晚在昆明发动起义，并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是晚，以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起义军向总督署等要地发动攻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昆明，即通电全省、全国成立中华军都督府。辛亥云南起义的成功，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支援了武昌起义，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辛亥革命胜利后，蔡锷、唐继尧先后就任云南都督，蔡锷亲自把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同清朝的名称区别，他所编着的着名兵书《曾胡治兵语录》，成为学校讲课教材；唐继尧上台后对学校也是关怀有加，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在他们任内，学校建设不断加强完善，管理教育进一步正规化，原先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几经修订后成为“命令”，对校方各级管、教职责作出明确细致的具体规定，各级管教人员皆能严以律己、责令教授，甚少贪污腐化；校方对学员从严管理、从严考试和从严训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成为每一学员的座右铭，凡“应、对、进、退”均有规定，内务、着装、军容、军纪一丝不苟，对百姓和善礼貌，公买公卖，严禁惊扰。各项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学员们专心于学习训练，即使熄灯后仍有不少人“燃灯苦读”……1912年时，一位法国观察家在《香港时报》上评价说：“在我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滇军军官素质优越得多的原因，是他们在讲武堂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学校学习炮术、识图，认真进行夜间演习。”
树欲静而风不止，辛亥革命后好景不长，窃国大盗袁世凯就原形毕露，刺杀宋教仁、善后大借款、镇压革命党、对日签订《二十一条》……最可恨的是此公后来竟然变本加厉，搞起了恢复帝制这种倒行逆施的勾当，惹来天人共怒、舆论愤然，于是，历史再一次把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师生们推向历史的前台：护国战争。
在袁世凯的势力范围中，云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缺口之一，或许在其眼中，地偏西南的这块土地根本就不成气候：连声势浩大的二次革命都被镇压下去了，小小的云南一省又能掀得起多大风浪。然而，他忘了：云南经受过重九起义血与火的考验，革命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云贵高原居高临下，易守而难攻，滇军骁勇善战，极能吃苦耐劳，后来这些都成为云南讨袁的有利条件。
当1915年袁氏称帝阴谋日渐公开后，许多革命党人们纷纷奔赴云南，从事秘密反袁活动。他们暗中与军界的罗佩金等旧同盟会同志密谋反袁方略，联络军中各级军官和士兵，使滇军上下统一思想。8月，北京“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来后，云南舆论旗帜鲜明的公开反对，军界开始加紧武力讨袁筹备，从讲武堂里走出来的滇军将领们甚至开会决议，要求云南都督唐继尧表示态度：如唐氏反对帝制，仍拥其为领袖；如中立，则将他送往越南；如赞成帝制，杀！幸亏唐本人及时表明反袁立场，否则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军人们如此热心维护共和体制，足以在侧面反映云南陆军讲武堂进步思想教育的成功。
当年12月19日，奉调入京的名将蔡锷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云南昆明，两天后，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在唐继尧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护国军”讨伐国贼，明确了武装讨袁的战争方略。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正式发布反帝制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宣誓“与民国同生死”，宣布武装讨袁后，先后编组护国三个军，出师、川、桂、湘。在护国军中，讲武堂师生占85%以上，从军长到梯团长、支队长几乎全都是讲武堂师生。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军（讲武堂教官）为总参谋长；第二军以李烈钧（讲武堂教官）为总司令，张开儒（讲武堂监督）、方声涛（讲武堂教官）任梯团长；第三军由唐继尧兼任总司令。讲武堂为适应扩军需要增设了班次，为前线作战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云南首义历时半年，云南将士流血牺牲、重伤致残1万余人，耗资数以千万计。终于迫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云南首义的护国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连黄埔军校的创办，也得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大力支持。1924年，“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创建于广东，讲武堂给予了人力、物力方面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讲武堂分别派步兵科长刘耀扬、骑兵科长林振雄、炮兵科长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分别担任黄埔军校步、骑、炮、工四大兵科科长，并派一批军官带一批枪械协助办学。林振雄后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叶剑英（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生）为教授部副主任。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其开办之初，明显地有几个重要特点，使它显得更不一般。
第一、规模较大，班次较多，学生人数也比较多。云南陆军讲武堂一开始就开设了甲、乙、丙三班，计420人。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100人，特授学术，为特别班。1910年初随营学堂（系由部队中选拔学术科学好的军士和上等兵，加上一部分普通学校学生）200人并入丙班。同年5月，云南两级师范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有志从军者30人，投入讲武堂，于是讲武堂又设一“附班”。这样，开办之初，全校学生只有630人，1910年8月，甲、乙两班第1期学员毕业时，又调选了甲、乙两班第2期学员各80人入堂学习。这样，辛亥革命爆发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军事训练和民主革命思想洗礼的近800人。这批人返回新军和巡防营，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重要骨干和基本的力量。
第二、学制较长。根据清末关于军事学堂学制的规定，讲武堂的学制每1期一般为4个月，除假期及往返时间外，实际在堂学习时间仅为3个月，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甲、乙班学制为1年，特别班为两年半，丙班为3年，学制要比规定的时间长几倍（而实际执行却又短一些）。
第三，课堂设置完善。教学质量较高。云南陆军讲武堂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五种兵科。甲、乙班入堂后重点学习军事学科，如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等，并学习兵科教程，如本兵科的典、范、令等。丙班、特别班先学习普通学科及军事学基本教程，如国文、伦理、器械画、算术、史地、英文或法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野外演习等，然后分科专业学习军事学科和本兵科教程。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有紧急集合的训练。由于课程较为完善、教学严格、纪律要求高，使得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的质量在当时与其它军事学堂相比，高出一筹。
在胡明华前世的时空里，云南讲武堂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和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出自这里。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人，其中第三期的朱德、第十五期的叶剑英，双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还有解放军中的白族将军周保中，后来成为朝鲜国家领导人的崔庸健，越南临时政府主席的武海秋，担任越南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的武元甲大将，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李范奭等都是从讲武堂走上的革命道路。可以说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中国近现代史甚至东亚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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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清王朝为挽救垂亡的封建统治地位，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始效仿西方，建立新式陆军，兴办军事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始建于1907年，1909年正式开学。原武备学堂总办高尔登任总办（校长），李根源任监督（教育长），学生分甲、乙、丙三班，设步、骑、炮、工4个兵科。甲班学生来源于清朝新军驻滇部队19镇的营、连、排级军官，要求除毕业于日本人军官学校及军官学堂外，均需入堂受训；乙班学生从巡防营的营、连、排级军官中抽调有一定文化者进行；丙班学生招收16-22岁的普通中学毕业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至1927年为止，共招收学生近4000人。
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经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高尔登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在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中，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培养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团结云南革命力量的核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云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蔡锷、李根源等几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10月30日晚在昆明发动起义，并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是晚，以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起义军向总督署等要地发动攻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昆明，即通电全省、全国成立中华军都督府。辛亥云南起义的成功，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支援了武昌起义，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辛亥革命胜利后，蔡锷、唐继尧先后就任云南都督，蔡锷亲自把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同清朝的名称区别，他所编着的着名兵书《曾胡治兵语录》，成为学校讲课教材；唐继尧上台后对学校也是关怀有加，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在他们任内，学校建设不断加强完善，管理教育进一步正规化，原先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几经修订后成为“命令”，对校方各级管、教职责作出明确细致的具体规定，各级管教人员皆能严以律己、责令教授，甚少贪污腐化；校方对学员从严管理、从严考试和从严训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成为每一学员的座右铭，凡“应、对、进、退”均有规定，内务、着装、军容、军纪一丝不苟，对百姓和善礼貌，公买公卖，严禁惊扰。各项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学员们专心于学习训练，即使熄灯后仍有不少人“燃灯苦读”……1912年时，一位法国观察家在《香港时报》上评价说：“在我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滇军军官素质优越得多的原因，是他们在讲武堂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学校学习炮术、识图，认真进行夜间演习。”
树欲静而风不止，辛亥革命后好景不长，窃国大盗袁世凯就原形毕露，刺杀宋教仁、善后大借款、镇压革命党、对日签订《二十一条》……最可恨的是此公后来竟然变本加厉，搞起了恢复帝制这种倒行逆施的勾当，惹来天人共怒、舆论愤然，于是，历史再一次把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师生们推向历史的前台：护国战争。
在袁世凯的势力范围中，云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缺口之一，或许在其眼中，地偏西南的这块土地根本就不成气候：连声势浩大的二次革命都被镇压下去了，小小的云南一省又能掀得起多大风浪。然而，他忘了：云南经受过重九起义血与火的考验，革命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云贵高原居高临下，易守而难攻，滇军骁勇善战，极能吃苦耐劳，后来这些都成为云南讨袁的有利条件。
当1915年袁氏称帝阴谋日渐公开后，许多革命党人们纷纷奔赴云南，从事秘密反袁活动。他们暗中与军界的罗佩金等旧同盟会同志密谋反袁方略，联络军中各级军官和士兵，使滇军上下统一思想。8月，北京“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来后，云南舆论旗帜鲜明的公开反对，军界开始加紧武力讨袁筹备，从讲武堂里走出来的滇军将领们甚至开会决议，要求云南都督唐继尧表示态度：如唐氏反对帝制，仍拥其为领袖；如中立，则将他送往越南；如赞成帝制，杀！幸亏唐本人及时表明反袁立场，否则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军人们如此热心维护共和体制，足以在侧面反映云南陆军讲武堂进步思想教育的成功。
当年12月19日，奉调入京的名将蔡锷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云南昆明，两天后，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在唐继尧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护国军”讨伐国贼，明确了武装讨袁的战争方略。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正式发布反帝制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宣誓“与民国同生死”，宣布武装讨袁后，先后编组护国三个军，出师、川、桂、湘。在护国军中，讲武堂师生占85%以上，从军长到梯团长、支队长几乎全都是讲武堂师生。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军（讲武堂教官）为总参谋长；第二军以李烈钧（讲武堂教官）为总司令，张开儒（讲武堂监督）、方声涛（讲武堂教官）任梯团长；第三军由唐继尧兼任总司令。讲武堂为适应扩军需要增设了班次，为前线作战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云南首义历时半年，云南将士流血牺牲、重伤致残1万余人，耗资数以千万计。终于迫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云南首义的护国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连黄埔军校的创办，也得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大力支持。1924年，“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创建于广东，讲武堂给予了人力、物力方面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讲武堂分别派步兵科长刘耀扬、骑兵科长林振雄、炮兵科长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分别担任黄埔军校步、骑、炮、工四大兵科科长，并派一批军官带一批枪械协助办学。林振雄后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叶剑英（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生）为教授部副主任。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其开办之初，明显地有几个重要特点，使它显得更不一般。
第一、规模较大，班次较多，学生人数也比较多。云南陆军讲武堂一开始就开设了甲、乙、丙三班，计420人。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100人，特授学术，为特别班。1910年初随营学堂（系由部队中选拔学术科学好的军士和上等兵，加上一部分普通学校学生）200人并入丙班。同年5月，云南两级师范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有志从军者30人，投入讲武堂，于是讲武堂又设一“附班”。这样，开办之初，全校学生只有630人，1910年8月，甲、乙两班第1期学员毕业时，又调选了甲、乙两班第2期学员各80人入堂学习。这样，辛亥革命爆发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军事训练和民主革命思想洗礼的近800人。这批人返回新军和巡防营，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重要骨干和基本的力量。
第二、学制较长。根据清末关于军事学堂学制的规定，讲武堂的学制每1期一般为4个月，除假期及往返时间外，实际在堂学习时间仅为3个月，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甲、乙班学制为1年，特别班为两年半，丙班为3年，学制要比规定的时间长几倍（而实际执行却又短一些）。
第三，课堂设置完善。教学质量较高。云南陆军讲武堂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五种兵科。甲、乙班入堂后重点学习军事学科，如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等，并学习兵科教程，如本兵科的典、范、令等。丙班、特别班先学习普通学科及军事学基本教程，如国文、伦理、器械画、算术、史地、英文或法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野外演习等，然后分科专业学习军事学科和本兵科教程。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有紧急集合的训练。由于课程较为完善、教学严格、纪律要求高，使得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的质量在当时与其它军事学堂相比，高出一筹。
在胡明华前世的时空里，云南讲武堂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和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出自这里。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人，其中第三期的朱德、第十五期的叶剑英，双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还有解放军中的白族将军周保中，后来成为朝鲜国家领导人的崔庸健，越南临时政府主席的武海秋，担任越南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的武元甲大将，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李范奭等都是从讲武堂走上的革命道路。可以说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中国近现代史甚至东亚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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